第一次翻开儒勒·凡尔纳的《海底两万里》时，我还抱着读传统航海冒险故事的轻慢心态，以为开篇无非是狂风卷着巨浪拍碎船舷，或是经验丰富的老船长站在艉楼里指挥船员搏杀风暴，却没想到第一章只用一场蔓延在1866年全球各大洋上空的未知迷雾，就悄无声息地攥住了我全部的注意力，连翻页的动作都不自觉放轻，生怕惊动了那潜伏在海面之下的神秘存在。
1866年的世界，正被工业的蒸汽裹着往前狂奔，跨洋航线已经织成了一张连接各大洲的网，无数汽船载着货物、移民和淘金者在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上来回穿梭，可即便人类已经能用蒸汽机征服海面的风浪，深海对当时的人而言，依旧是一片比月球还要陌生的禁地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那个没人说得清是什么的“庞然大物”悄然出现了：先是3月间印度总督号在澳大利亚东海岸撞见了它，船员们以为是一座没人标记过的暗礁，正要测算位置，它却喷出两道高达五十多米的水柱，转瞬间就消失在了视野里；紧接着是克里斯托巴尔·科翁号在太平洋上遇到了它，水手们测算出它的长度至少有三百五十英尺，比当时最大的鲸鱼还要长上好几倍；再后来，诺曼底号、埃特纳号接连和它发生擦碰，直到英国皇家邮政的斯科蒂亚号出事，才彻底把“海怪”从街头巷尾的谈资变成了官方必须正视的问题。这艘船是当时最坚固的邮船之一，船身用加厚铜板铆接而成，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安全性，可就是这样一艘船，居然在苏格兰海岸外被撞出了一个边缘光滑整齐的三角形缺口，工程师们检查后连连摇头，说他们根本想象不出是什么东西能造成这样的损伤——既不是暗礁的撞击，也不是鱼雷的爆炸，倒像是被某种坚硬无比的巨大物体以极快的速度撞穿的。
这些接二连三的事故迅速点燃了公众的情绪，港口的酒馆里到处都是海员绘声绘色的讲述，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各种猜测，有人说那是一头从未被发现的巨型独角鲸，头顶的长牙能轻易刺穿钢板；有人说那是海底火山喷发出来的浮动礁石，顺着洋流在各大洋间飘荡；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说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灵船，专门在雾天出来招惹过往的船只。保险公司甚至开始提高跨洋航线的保费，不少胆小的旅客干脆放弃了乘船出行的计划，整个西方世界都被这个看不见不着的“海怪”搅得人心惶惶。凡尔纳在这里没有用上帝视角直接戳破谜底，反而站在19世纪普通人的认知立场上，把所有的线索都摊开在读者面前：它的速度快得离谱，能轻易超过当时最快的蒸汽邮船；它坚硬得可怕，能轻易撞穿铜板却毫发无伤；它还会发出淡淡的磷光，夜晚看起来就像海面上飘着的一团冷火。这些线索看似零散，却每一个都在暗示着这不是普通的生物或自然现象，可又刚好卡在当时人类科技认知的盲区里，让读者和故事里的人一样，心痒难耐地想要一探究竟。
我小时候读这一章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那个藏在海里的大怪物，甚至会在睡前脑补它长出尖牙、拖着长须的样子，还特意跑去翻家里的百科全书，想找到关于巨型海怪的记载，直到后来知道那是尼摩船长的鹦鹉螺号，还为自己小时候的天真笑过好久。可如今再重读第一章，我却读出了不一样的味道：凡尔纳写的哪里是一个简单的科幻悬念，他写的分明是人类面对未知时最真实的模样——一边是本能的恐惧，因为未知意味着不可控的风险，意味着我们引以为傲的科技和经验可能毫无用处；另一边却又是压不住的好奇和探索欲，所以美国才会斥巨资组建远征队，才会有那么多优秀的水手和科学家愿意冒着生命危险，登上林肯号去寻找那个“怪物”的踪迹。这种在恐惧和好奇之间摇摆的心态，恰恰是人类能一步步从陆地走向海洋、从地球走向太空的原动力。
作为整本书的开篇，第一章没有急着把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摊开在读者面前，反而用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，给所有即将踏上旅程的读者戴上了一副和阿龙纳斯教授一样的“普通人眼镜”，让我们跟着林肯号的航迹，一步步靠近那个藏在深海里的秘密。后来我们都知道，那座“飞逝的巨礁”其实是一座漂浮在海里的独立王国，载着尼摩船长的秘密和对自由的向往，在大洋深处独自航行。可第一章里那种面对未知的敬畏感，却始终贯穿了整本书的阅读过程。凡尔纳的科幻之所以能跨越一百多年的时光依旧动人，从来不是因为他的预言有多准确，而是因为他永远站在人类的视角上，带着好奇和敬畏，去打量那些我们还未曾抵达的远方，哪怕那远方只是几千米深的、沉默的海底。
